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李适又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

　　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李适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李适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六月，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五月，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

　　李适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一放了之。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李适的改作，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但是，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向他进贡。此外，李适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陆贽，因为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李适还派人开导他，不要太过清廉，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鞋帽之类的小礼物，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

　　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李适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李适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乱离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唐德宗李适曾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李适问：“百姓们生活的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

　　李适说：“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赵光奇回答道：“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除了两税之外的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巧取强夺，而且还不给百姓们钱。开始时说收百姓的粮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人们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呢！”

　　李适便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评点这段历史，认为李适不懂治国之道，他本应彻查有关部门的贪官污吏及身边小人的过时，然后细察民情，改革弊端，推行新政，摒弃浮华。德宗却只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徭役。

　　李适晚年时杜绝嗜欲，非常擅长作诗，群臣无人可比。群臣每次御制奉和，退下后都笑着说：“排公在。”俗称投石的两头作标记，称其为：“排公。”用中或不中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